Mr. West 今天来说再见，他搬到另一个城是因为他要结婚了！他马上就要七十岁了，再次做新郎，好可爱呀！真令人感动。在我们这个年代，尤其是在这个离婚率高达65%的国家，人都跟着工作走。表面上看，好象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了尽可能的发挥，但我们为此失去的不是成就可以平衡成正比的。象国务卿莱丝的生活，如果不是非人的生活，至少是非女人的生活。五十岁的人了，每天四点钟起床，练一个小时钢琴，去健身房锻炼一小时，六点就去办公室，一天下来，回家还是一个人。我想，要做到这样，非得有献身精神才行。

八岁的时候，我被带去看“参考”电影《红舞鞋》。讲的是一个芭蕾舞团的首席女舞蹈家和芭蕾舞团的乐团指挥发生恋情。芭蕾舞团的规定是女演员一旦结婚就必须自动辞职。这对恋人不顾团总监的警告，执意结婚，结果双双被解雇。团总监痛恨这样的才华浪费在家庭婚姻这等常人生活的结构中，他上演了一场无舞者的演出以解他对才华失去的惋惜。音乐响着，舞台上空无一人，只有聚光灯按着舞者该有的脚步转来转去。那对恋人在家里郁闷不堪，一个没的舞跳，一个没有乐团可以指挥，仿佛他们没有存在的根本了，可以想象，那是另一种痛不欲生。终于他们回去跟团总监讲和。团总监答应只让舞蹈家回来。女舞蹈家回团后的第一场演出，大概是指挥要去外地她不能去送行还是怎样，表演的当中一下子从高处跌下去，腿被摔断了，从此彻底离开舞台。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妈一直跟我说，“你看到了吧，艺术和生活是矛盾的”。我当时太小，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现在想来，她是在说给她自己听，大概她被艺术和生活折磨得不轻。在我们那个波西米亚人的家里，她和爸两个人都抢练琴时间，又带着两个小孩，没有保姆的时候还得自己买菜做饭。像她那样酷爱音乐的人，这种生活一定给她很大的挫败感。但我知道妈不能一个人过，她喜欢人。

有谁又是不喜欢人呢？我以前以为男人比女人坚强，那种满天飞的独奏家生活只适合男人。有一次钢琴家John Browning跟我们乐团协奏Samuel Barber的钢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Barber是给 Browning写的，所以很多乐团都请他弹这一首。排练之前Browning 在台上活动手指，我突然发现我的谱架边上爬着一只三磅重的Chihuahua。我当时想，真是大牌演奏家，来排练还把他的狗带上台。我当然得坐到我得坐位上，Browning说了声对不起，不好意思地把狗狗移到他的琴凳下。那小狗狗好乖，一个排练下来一声不吭。后来我一想，难怪Browning 走到哪儿都带着他的狗，今天拍完练，他又回到一个陌生的旅馆，这小狗狗是他唯一的安慰了。那时候John Browning已经都六十多岁了。

仔细想来，为艺术献身就等于被艺术吞噬。海菲茨说，一个小提琴家必须具备和尚修行的专注，酒店老板娘的精力，拳击运动员的意志。如果你不具备这三个条件，你可能就会被摧毁。看看我的前辈们，没有几个过得是正常人的生活。我以前的乐团在南本德，因为一整个城都是圣母大学，所以那么个小城竟然有个交响乐团。在那儿我遇到过一位奇人。有一天我房东递给我一张发黄的旧报纸。报纸上有一张照片，一个小男孩在给一位老先生拉琴。我的眼睛一下子就停在老先生的脸上了，那是克莱斯勒，虽然他那时候已经很老了，和他的海报照都不一样，可我还是认得出这位大师。再一看文字说明，John Toth, 12岁，给克莱斯勒演奏帕格尼尼随想曲。房东说，John Toth今天晚上来和咖啡。我就这样认识了Mr. Toth。那时候Mr. Toth 四十七八岁。在欧洲独奏了十五年，离了两婚，终于回家来跟他八十高龄的父母住在一起。他第一次试我的琴拉了一串双音音阶，差点把我镇晕倒。可是再多他就不拉了。他是那种非常神经质的人。演出的前三天老觉得琴哪儿不对，一定得换个马子他才踏实。后来他再也不肯演奏，只教琴付他三个孩子的赡养费。但你觉得出来他对音乐的爱，说到音乐的时候，他整个人都生辉。有一天他感冒了，发高烧，医生说是肺炎，让他用抗生素。他不肯，说不愿意让抗生素把他的自身抵抗力搅乱了。十天以后，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我房东打来的，通知我去参加他的葬礼。

我在学校的时候教室内乐的老师也是一个很神经质的人。他是伊朗人。他父亲是巴列维国王的大臣。他十岁被送去比利时跟Grumiaux学琴。十六岁去莫斯科跟奥伊斯特拉赫学，老柴小提琴比赛进前十二名，他的那把斯特拉迪瓦利斯的琴是巴列维国王赐给他的。当年他父亲随巴列维来美国访问，霍梅尼政变，一家人就再也没能回去。他来美国后一直没有出道的机会，像他那样拚了一辈子独奏的人又不肯拉乐队，一直换着学校教琴，最后在我们学校定下来。上他的课很给他那种焦躁不安的情绪折磨。我那时有一个非常认真的钢琴三重奏，三个女生，正准备去慕尼黑比赛，我们手上有九个三重奏。期末开演奏会的前一天，Mr. Frough突然打来电话，他说，“你要是觉得拉肖斯塔科维奇没把握，就换莫扎特，反正你们有曲目。”我当时很生气，这是我妈决不允许的态度。我跟他说，“如果我们没把握，我们就早上五点爬起来排练。”后来我才知道他自己就是紧张到这种程度的。有一次学校乐队给他协奏圣桑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白天碰到他的时候，他就抱怨没练琴时间。晚上演出上台之前，他一会儿去一次洗手间。演出的时候他到底用谱子了。拉协奏曲用谱子可谓奇耻大辱。后来他到是教出一些成绩。匹茨堡的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也聘他去做教授。他每星期在芝加哥音乐学院教三天，星期四飞去匹茨堡，星期天晚上再飞回来。两年前的十月，我和一位艺评朋友去匹茨堡看卡内基国际艺术大展。我们达早上八点的飞机。等飞机时我突然看到离我们不远一个中年男人双手和抱在胸前打瞌睡，他的脚下有一个小提琴琴盒。Mr. Frough! 我赶紧侧过头，用头发挡住脸，跟我的朋友说，“糟糕，我碰到以前的老师了。我不想打招呼。”于是，我们俩就低着头唧唧呱呱讲话，结果把飞机给误了。在匹茨堡的第三天，卡内及国际艺术大展该看的都看了，就去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校园。我身在音乐学院的时候从是往其它院校跑，真离开了，每每听到音乐学院琴房传出来的练琴声又格外有感情。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音乐学院外面是一个像公园一样的大草坪，大树下有一些供学生休息的长凳。我从他们的音乐学院出来，刚走上草坪，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不用回头我都知道，是Mr. Frough! 那次真让我相信缘分，是你命里的躲不掉。“你到匹茨堡干什么来了？”他依然像老师那样半带着教训的口吻。“我来看美术展览。”“你不在家练琴，看美术展览干什么？”“我不拉琴了。我只教琴。”我有点带气地说。“那你责任重大呀。”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渺小下来，没想到他对教琴持这么认真的态度。“你好么？”我问他。“我两个城飞。我妈过世了，现在我爸跟我住。”他到底还是离婚了。他那弹起琴来铺天盖地的美国老婆到底带着女儿走了。看着他，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一个五十多岁的伊朗男人，在反穆斯林气氛这么强烈的时候生活在美国，老婆把女儿带走了，母亲又过世了，他和八十多的老父相依为命，这叫什么日子呀。我不知道他那被音乐和演奏摧毁了的神经怎么撑得住生活。也许因为如此，他只能拼命教琴。如果有一刻空白他便会垮掉。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Mr. Frough, 在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校园，他一个人坐在树下的长凳上吃午餐。

也许把生活和艺术平衡得最好的是我的第一个小提琴老师Elaine Skorodin. 她也是神童。十岁跟芝加哥交响乐团协奏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她当时盯着首席的琴说，“有一天我要得到你的琴。”那是一把很好听的斯特拉迪瓦利斯，比Mr. Frough那把厚实。十几年后在一次演奏会结束后，一个老妇人到后台来恭贺她，老妇人说，“我希望你见一个人。”“谁？”她好奇地问。“我儿子。”没多久，那个儿子带着一把斯特拉迪瓦利斯来向她求婚，那把斯特拉迪瓦利斯刚好是当年芝乐团首席的那把，于是Ms. Skorodin点头说了“yes.” Ms. Skorodin当时是海菲茨的得意门生，六二年赢帕格尼尼比赛第二名，和谢林一起演奏巴赫双小提琴协奏曲，算不上走红，但也风风火火了一阵。可她也生了两个儿子。或许她在事业上还是做了妥协。如果她搬去纽约而不是留在芝加哥可能她的事业会发展得更大些。五年前她丈夫过世了。不久她就把琴卖了。犹太人对生活有一种顽强的意志。Ms.Skorodin幽默地说，“当初他们家都说他给我买那把斯特拉迪花了太多钱。现在他们说，当初他怎么没多给我买几把。”她那把斯特拉迪不是名琴，但至少可以卖到两千万。几天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渥太华交响乐团的广告上看到Ms. Skorodin将跟他们协奏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Ms. Skorodin 今年该有七十岁了，可我怎么也不能把她当老太太。

这篇日记开始的时候，因为Mr. West的幸福很替自己这一行里的人感到悲伤。写到Ms. Skorodin时那悲伤好像已经被写尽了。也许哪天Ms. Skorodin 也再结婚呢，还有Mr. Frough. 跟Mr. West相比我们可能是不会享受生活，别人在湖上漂着享受阳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关在琴房里练琴，但不该因为如此我们就被艺术吞噬掉。前芝乐团首席Rubin Ganzalez 最是不肯向艺术屈服的人。他每个星期看两次心理医生，做两次瑜伽，现在又结了第四次婚。

Mr. West 说他的婚礼将在五月举行，春天，多好的时候。我说他不会搬走连说都不说一声，现在我的心就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