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一年之久的芝加哥《丝绸之路》文化节以马友友带领的“丝绸之路”乐团与芝加哥交响乐团的联合演出为亮点。“丝绸之路”乐团的吉它手是我的朋友，有朋自北京来，我定去捧场。

全场演出大都是特色音乐。中国民族乐器中，首推琵琶。我个人并不热衷琵琶。这个乐器音箱太扁，共鸣小，音色缺乏变化。琵琶的长音靠啪啦啪啦的一串碎音组成，不像古筝，拨一下，远远悠长。但作为特色乐器，琵琶有它自己的味道。我以为，听琵琶要在月光下，大树前，独影独斟的境地里。但此场演出的琵琶协奏曲为美国作曲家Lou Harrison所作。琵琶这样一个音色偏“干”带有一点憔悴的乐器很多时候都被这个大交响乐团盖过去。第三乐章有很长一段是琵琶与大提琴在琴身上对敲鼓点，这写法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在琴身上敲鼓点，轻了不是，重了不是。拉琴的人没有打击乐训练，给他们的节奏就不能太复杂，更何况是整个大提琴声部集体敲。其结果是一段如打更般乏味的不紧不慢的节奏。总之，这个协奏曲我没听出感觉来。

接下来是《十面埋伏》，四个独奏乐器是琵琶，吉它，笙和大提琴。马友友很有魅力地跟观众介绍说，在这个曲子里可以听到，战鼓，号角，云云。这也是一个大轰大嗡的曲子。听得出噼里啪啦的一阵厮杀。待刘邦胜了项羽的时候，全乐队一起高喊“杀”！那些老美乐手可学会了一个中国字，喊得不亦乐乎，象小孩子玩打仗的电子游戏。那天正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杀事件的第二天，三十二个无辜的学生一大早在自己的教室里倒入血泊中，美国的空气中一片血腥味。我脆弱的神经已经到了要崩溃的边缘，听到这个“杀”字，我几乎要打寒战。如果“to kill”这个字让乐团用英文喊出来，我想很多乐手都难以张口。这个曲子在刘邦热热闹闹的胜利中结束。《十面埋伏》是一个令我费解的选择。马友友的《丝绸之路》这个项目的意念是将世界各个角落的音乐文化带到一起，以求世界和平大同。我不知道《十面埋伏》在此说明了什么。并不是不可以写战争，战争可以写，但要把战争的残酷写出来，否则就是小孩子的电子游戏。荷马史诗《伊利亚德》也是写战争，仅是点希腊战船上的兵器就用了三大页。但这个故事让你明白战争的恐怖，打到最后两败俱伤，父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战争是要死人的，谁赶上战争谁就倒霉吧。而《十面埋伏》这个作品完全没有表现这一层。

我本人不喜欢拿音乐说事的形式。因为在这种结构里，音乐失去了自身的自由而受限于故事内容。音乐的力量在于它能打动人的某某看不见摸不着语言所不能形容，且语言所不能触及的深处，用音乐模仿真实世界中的东西，就抵消了音乐的力量。音乐是触及感情与想象的艺术，它自由地脱离于概念的束缚，因此音乐不担负改造人类与社会的责任。听音乐是听喜怒哀乐，而不是思考“关于什么”。但是音乐一旦被加上标题，听者就不能单纯地听，而要加上想了。人对艺术的反映不可能脱离他的生存环境，过去和未来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能和“现在”有一个对应。虽然《十面埋伏》讲的是楚汉之争的一仗，但在今天打开报纸整版都是佛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杀事件，伊拉克又炸死多少人的环境里，我是不能再听到“杀”字了。如果要表现世界和平大同，我纳闷为什么马友友不用文成公主的故事。

下半场马友友潇洒地拉了Bloch 的Schelomo. Bloch 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引用希伯来的旋律。他的小提琴曲Nigun 始终是我最喜欢的曲子之一。希伯来的旋律揪心，这是个受了大苦难的民族。最后一个作品《风的玫瑰》为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驻村作曲家阿根廷人Osbaldo Golijov 所作。这个作品从创意到作曲都很成功。《风的玫瑰》取指南针上阳光四射的图形以象征人类为一体。四个乐章均取于丝绸之路沿途文化的旋律，如阿拉伯，印度，等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波斯二胡。波斯二胡的琴身比中国二胡大，但琴颈比中国二胡短。这是一个悦耳的乐器，有一种透明的音色。Golijov给它写了一段很简单的旋律，清清袅袅，如仙气绕云，那份纯真和与世无争刚好跟《十面埋伏》形成对比。Golijov 的成功在于他使每个特色乐器都尽可能地发挥了长处。全曲以一排羊角号的号音渐渐远去而结束。我喜欢这个结尾，不是大轰大嗡的凯旋，令人回味无穷。坦白地讲，人类延续到今天，是胜利的时候多还是失败的时候多？

Photo: The New York Times